第四卷 漫漫荆棘路 第六百二十章 恐惧

    下午,清凉殿内,宇文温整理完书案上的资料,喝起冰镇酸梅汤,夏末的天气炎热异常,他的心情和外面树上的知了一般焦躁不安。

    冷饮下肚,感觉凉爽不少,宇文看着自己整理好的资料,不知不觉走神。

    先前,平章、杞王宇文理提出要立法保护工商业者的正当权益,于是政事堂会议为此进行了辩论,并且投票表决。

    表决结果是不通过。

    于是宇文理再来第二次,又败。

    接着是第三次。

    立法确保工商业者正当权益、并废除一系列歧视商贾的议案,一直未获政事堂会议通过,正、反双方持续了大半个夏天的“拉锯战”,一直“打”到现在。

    朝野之间,关于这项议案的争议很大,支持者有之,反对者也不少,所以成了整个夏天官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。

    要不是宇文温为了“捧”谏议院,任由这项议案走程序,并且表态畅所欲言,该议案早就实施了。

    现在搞成这样,原因是宇文温要身体力行,尊重自己构建的新制度,让大家都看到他讲道理、愿意和各方协调的态度。

    宇文温最喜欢和人讲道理,哪怕这道理是歪理也无所谓,只是他没想到已经过了二十年,那帮老顽固的脑子依旧不开窍,这让他很不爽。

    政事堂的投票是不记名投票,所以宇文温不知道是谁反对,但他不想知道是谁反对。

    宇文温既然选择“放手”,没有提前和相关人员打招呼,就是要以理服人,靠制度博弈取胜。

    既然现在大家脑子都不开窍,那就继续讲道理。

    道理是什么?

    一组组数据,一个个事实,火轮船、火车、电报都已经出现,时代不同了,还抱着“重农抑商”观念不放的人,迟早要被事实打脸。

    宇文温这半年来仔细研究过“重农抑商”的起源和发展,知道这一观点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。

    在战国时期,因为农业生产水平低下,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很有必要的,这一政策说白了就是为耕战服务。

    战国时代,秦国商鞅变法,强调重农抑商,让国民除了耕田就只关注打仗,想要出人头地,就得靠战功来换,而要打仗,就得有充足的粮食。

    然而“商”的发展,会干扰到秦国的耕战大计,影响粮食产出,影响军民立军功改变命运的决心,所以必须抑制。

    极度强调耕战的秦国笑到最后,虽然秦历二世而亡,但重农抑商的政策、政治观点,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。

    宇文温认为,重农抑商的政策,在“古代”是合适的,因为生产力低下,粮食问题很突出,而且这政策能以较低成本维持朝廷对广大疆域的统治。

    但是,时代不一样了,蒸汽机出现,生产力快速增强,已经接近脱胎换骨的临界点。

    农业依旧是重中之重,但这种时候再强调抑商、贱商,就是不合时宜。

    生产力的高速发展,让农和商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,没必要二选一,应该是“全都要”。

    重农重商(以实业为主的工商业),两条腿走路,社会发展才会继续加速,这点,宇文温不信如今的朝廷要员看不出来。

    那么,为何宇文理的提案会陷入“拉锯战”呢?

    宇文温认为,这是因为恐惧。

    人对未知事物,总会有本能的恐惧,所以官员们对于取消“抑商”、“贱商”,商贾大翻身后形成的未知局势,本能的产生恐惧,然后就是下意识的排斥。

    他们无法面对工商业大兴后,四书五经上的知识再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可能;他们无法面对商贾变成良民后,各种光明正大炫富的排场让自己相形见绌的可能。

    基于对于未知或前途可能一片昏暗的恐惧,让官员们本能拒绝宇文理的提案,他们不想让商贾从“牢笼”里出来。

    让商贾变成平民(地位上),那就意味着商贾有光明正大步入仕途的机会(非科举途径),而相比富商,寻常官员如何有财力在疏通人脉的竞争中战胜对方?

    大部分官员都是聪明人,都知道国家离不开工商业,也知道按照现在的情况,工商业大发展利大于弊,但涉及到自身利益,谁都不糊涂。

    朝廷可以不抑商(不抑制民间工商业),却不能不“贱商”(继续让商贾在地位上处于卑贱状态),如此一来,才是官僚们眼中的两全之策。

    然而,不在法律上废除对商贾的歧视性规定,不在立法上保证商贾的正当权益,无法确保商贾产业、财富不被人随意收取,若连这点面子功夫都做不好,如何能让工商业者们安心?

    宇文温能想到,若商贾们对未来不看好,那么他们赚来的钱,更倾向于用来购买土地,为日后“转行”当地主做铺垫。

    而不是将其用于扩大规模、扩大生产,开更多的分号,雇佣更多的工人,赚更多的钱。

    现在,之所以工商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宇文温的大力支持,商贾们对于他的信心很足,大家都知道,只要他在位,朝廷就不会抑商,就不会把商贾当肥猪杀。

    可他终究是会死的。

    他死了以后,新君继位,是否还会继续这一政策呢?

    大概率会,但到了孙辈,就很难说了。

    宇文温记得西汉时的文景之治,朝廷为了恢复国力,选择与民生息,将传统的什一税改成三十税一,对于商贾的限制也放宽,所以工商业发展迅速。

    到了汉武帝(孙辈)时,因为连年用兵,国家财政很快告急,朝廷为了解决财政问题,再次抑商、实行盐铁专营,并且开始“杀猪”。

    杀猪的办法是收税,名为“缗税”,即财产税,按财产总数的一定比例收,如果有人隐瞒家产,告发者(告缗)有重赏,此为告缗令。

    缗税的目标是有钱人,谁有钱?商人群体。

    有商人不想交那么多,被人告发,然后田地、宅院、牲畜、奴婢(全部家产)悉数充公,

    告缗令一出,朝廷财政瞬间“回血”,但后果和竭泽而渔差不多,因为各种告密行为可以让商贾有口难辩,于是商贾们等同于被一锅端。

    告缗令的“战绩”,《汉书》有记载:中产以上(商贾)大抵破产。

    商人,在朝廷眼中,不过是养肥了就能杀的肥猪,哪怕你是做实业发家的,亦是如此。

    宇文温不希望这样的历史重演,因为时代不同了,到了他孙子那一代,工业时代差不多要降临,若还玩封建王朝定期杀猪的把戏,让工商业的发展出现瓶颈,后果就是有可能错过蜕变的机会。

    新旧势力的交锋,要么是政治妥协,要么是军事决胜,宇文温当然希望是前者,所以他再烦躁也耐着性子,看着侄子在政事堂会议上“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”。

    漫长的拉锯战,不是单纯的浪费时间,正、反双方的不断交锋和妥协,使得宇文理的提案内容已经和一开始有了许多不同。

    这样的妥协和交锋,最后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,正是宇文温所期盼的,比起强制推行,这种经过各方妥协的政策,生命力才会长久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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