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卷 漫漫荆棘路 第五百三十八章 《板》《荡》

    “《大雅·板》:上帝板板,下民卒瘅。出话不然,为犹不远。靡圣管管。不实于亶。犹之未远,是用大谏...”

    “...敬天之怒,无敢戏豫。敬天之渝,无敢驰驱。昊天曰明,及尔出王。昊天曰旦,及尔游衍。”

    “《大雅·荡》:荡荡上帝,下民之辟。疾威上帝,其命多辟。天生烝民,其命匪谌。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。”

    “...文王曰咨,咨女殷商。人亦有言:颠沛之揭,枝叶未有害,本实先拨。殷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。”

    行宫里,充做大殿的大帐内,天子及朝臣正在听学者讲经论史,主讲的学者,为经学名家刘炫、刘焯,此刻,两位不是朝堂高官,而是以饱学大儒身份,用儒学经典为工具,为天子解惑。

    天子的困惑,来自《梁书》,来自于梁武帝的不得善终,对此,必须要弄个明白,以免重蹈覆辙。

    对此,刘炫、刘焯分别以《大雅·板》、《大雅·荡》进行解释。

    《大雅·板》,是周大夫凡伯讽刺周厉王无道之作;《大雅·荡》,是假借周文王之口,感慨殷商纣王无道,以此讽刺周厉王之作,二刘今日提及《板》、《荡》,当然不是暗讽当今的周天子。

    《板》、《荡》是《诗经·大雅》的诗篇,后世多以板荡连用代指政局混乱或者社会动荡,梁国太清年间的太清之难(侯景之乱),就称得上“板荡”。

    以《板》、《荡》来解释“板荡”,正好合适。

    《大雅·荡》中,有“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”,这是什么意思呢?

    刘焯对此作出解释:这段话,有两层意思。

    第一层意思,是陈述一个事实:世间之事(人)没有不能善始的,可惜很少有能善终的。

    第二层意思,是作者“劝”世人(实际是劝谏周王)善始善终。

    刘焯以此为例,对梁武帝不得善终一事进行评价:梁武帝萧衍善始,不得善终,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无关,纯粹就是因为身为一国之君,没能把国家治理好所致。

    他这么一说,在场大臣们不由侧目:这算是为梁时佛教说情了?

    大家都知道,刘炫、刘焯是宇文温的潜邸旧人,这两位经学名家的辩术高超,是天子在学问方面的马前卒,所以,大家都认为二刘会在今日对佛教“宣战”,结果....

    把梁武帝的不得善终,归于“身为国君却不务正业”?

    刘焯又说:“陛下,《道德经》云:受国之垢,是谓社稷主;受国不祥,是为天下王。”

    “梁帝身为南朝社稷主,本该受国之垢,却沉迷拜佛诵经,甚至多次出家,该承担的君王职责不承担,做不到善始善终理所当然,以至于为人所趁,导致江山倾覆,连累百姓受苦。”

    宇文温闻言点头:“殷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,朕,当引以为戒。”

    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两位是一唱一和,但文武百官,无论立场是崇佛还是反佛,都无法心生鄙夷:天子可是摆开堂堂之阵,对梁武帝之得失进行分析。

    并不是一味地将责任推到崇佛上,而是从一个国君的“本份”切入。

    一国之君,可以有自己的爱好,崇佛也好,崇道也罢,只要以文武治国,不荒废政务,其实都没关系。

    但是,若不务正业,成日里想着出家,大规模兴建佛寺、剃度僧尼,以至于影响国力,那就是不务正业,搞出祸事又有什么奇怪的?

   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,乱世中君王都活活饿死了,寻常百姓的日子又能好到哪里去?

    按照二刘以《板》、《荡》为例的解释,梁武帝不得善终、梁国百姓家破人亡,最大的原因,是梁武帝身为君王却“不务正业”。

    至于佞佛,确实削弱了梁国国力,但不是直接原因。

    二刘的说法倒也简单:佛教不是治国之道,也配挨骂?

    为何梁国会有太清之难?

    一,因为臣不忠。

    都督京师诸军事的萧正德,打开建康城门引狼入室;勤王军主帅柳仲礼,坐拥数十万兵马,却在建康外围按兵不动,眼睁睁看着叛军围台城,无动于衷。

    又有大量梁国文武投靠侯景,是助纣为虐。

    二,因为子孙不孝。

    父亲、祖父被困台城,梁国皇子、皇孙们表现各异,有人想要勤王救驾,但更多的人却拥兵不动,想要渔翁得利:借叛军之手害死父亲(祖父)、太子,自己好有机会继承大统。

    三,因为兄弟不悌。

    国难当头,梁国宗室不思御敌,反倒兄弟阋墙,相互攻伐,视手足如寇仇。

    以上三条,但凡梁国宗室、官员做好一条,纵然佞佛导致国力衰退,又能有侯景什么事?

    萧正德不开建康城门,侯景叛军急切间攻不破建康,就只能流窜别处,惶惶然如丧家之犬。

    柳仲礼若不是作壁上观,侯景叛军又如何能够从容围困台城数月,以至于最后得手?

    若梁国宗室齐心协力,果断合兵驰援建康,心中有鬼的柳仲礼面对宗室诸王,敢对建康作壁上观?

    勤王兵马四面合围,侯景叛军不要说围城,就连自保都难。

    臣不忠、子孙不孝、兄弟不悌,太清之难的发生,和佞不佞佛有什么直接关系?

    实际上,梁武帝的“失”,在《板》、《荡》二文里就能找到“影子”。

    二刘的总结,让大帐内气氛为之一变,数月来为“护教”多方奔走的萧瑀,对两位授业恩师的“仗义执言”几乎要喜极而泣。

    然而就在这时,那个令他厌恶至极的身影又跳出来了。

    太史丞傅奕作为史官,当然有资格在此时参与讲经论史,此刻,针对二刘的总结,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。

    他认为,梁国君臣、宗室在太清之难的表现是臣不忠、子孙不孝、兄弟不悌,就是因为大家沉迷佛教,只顾着修来世,无所谓今世的忠、孝、悌,故而行事肆无忌惮。

    萧瑀立刻出列反驳,说佛教未兴之前,自先秦以来,中原就有许多不忠的乱臣贼子,赵惠文王饿杀父亲赵主父(赵武灵王)于沙丘宫,就是子弑父,大不孝。

    司马晋的八王之乱,宗室相残,此为不悌,这都是佛教大兴之前就发生过的事,可见不忠不孝不悌之辈什么时候都有,怎么能怪到佛教头上?

    萧瑀认为,若按照这种逻辑,后汉时张角利用太平道起事、晋时卢循利用天师道起事,莫非就可以认为,道教罪大恶极么?

    眼见着便宜小舅子果然自己往圈套里跳,宇文温不由得扬了扬眉毛,心中念叨:阿弥陀佛,善哉善哉。

    折腾了数月,话题再炒下去就要糊了,所以他今天设了个圈套,让崇佛的官员不由自主往里跳。

    跳进去,再想出来的话,呵呵...

    宇文温如是想,看向傅奕,却听傅奕高声说:“见兔而顾犬,未为晚也;亡羊而补牢,未为迟也...”

    傅奕不回避萧瑀对道教当年“污点”的质疑,随后话锋一转,将道家“知错就改”后的成果,大概说了一遍。

    道教有炼丹术,是修仙的“必修技能”,而现在,炼丹术早已经演变为“化学之道”、“物理之道”,无数炼丹道士作为实验员,在五庄观及许多新式道观里,日以继夜进行化学、物理实验。

    许多道士,在各种实验事故中致伤、致残甚至丧命,但即便如此,其他人依旧前仆后继,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探索未知领域。

    不事生产的道士们,用生命和岁月为代价,摸索出了猛炸药,摸索出了“三酸”、“两碱”,摸索出了许多化学制品、机械装置、技术工艺。

    发明新式电报机的袁天罡,也是道家弟子。

    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,可以说,道士们用硕果累累的发明、发现,向皇朝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,竭尽所能为受国不祥的天下主分忧。

    傅奕总结,说道教数百年前犯过错,如今已改过自新,是为亡羊补牢。

    随后他反问萧瑀:那么,佛教能做什么?

    僧尼文不能安邦,武不能定国,不似农、工那般从事生产,不如商贾能够货殖升利,不缴纳租税,不服劳役,又不能如道教那样研究实用技术报效国家。

    眼下,除了不畏艰辛在南中教化百姓的白莲宗,佛门子弟好像无法为天子分忧。

    傅奕认为,佛教于国于民没有多少功劳,却要求皇朝优待,当年在梁国,僧尼拿人钱财时笑眯眯,出大事了就赖梁帝误解佛义,一副死不认错的无赖嘴脸,现在又想来占便宜!

    “不知回报、反省,只知索取、狡辩,吾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!”

    面对傅奕的嘲讽,萧瑀气得两眼发黑,胸口发堵,好歹意识到自己身处御前,而姊夫又疑似有越来越强的灭佛倾向,所以他压制心中怒火,为了“护教”挺身而出:

    “陛下!僧尼亦可为国效命!为君分忧!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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