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卷 漫漫荆棘路 第三百一十五章 出路(续)

    观星院,大型观星台(天文台)内,到此参观的宇文维行,看着硕大的观星镜(天文望远镜)惊叹不已,围着这具大型装置转来转去,这里摸摸,那里看看。

    他在宫里,用的观星镜与其相比,就是牙签和竹筒比。

    宇文温没有管儿子,而是在一旁仔细翻看观星镜的保养记录。

    观星院隶属太史司,各种天文仪器应有尽有,位于长安城内的天象观测点,共有大型观星台五个,每个观星台内都有一具大型观星镜。

    每具观星镜连同配套装置的造价都在十万贯以上,异常昂贵。

    所以宇文温今天到这里,不是来看天象,是来看看这五具总价值超过五十万贯的观星镜保养情况如何。

    仪器设备的保养,当然要看保养记录,而定期保养是否到位,就看记录内容是不是千篇一律,宇文温仔细翻看了一会,发现这具观星镜的保养记录内容很“丰富”,看得出保养人员是用了心的。

    首先是保养时的温湿度(温字没法避讳)齐全,然后给活动部件上油的情况,观星镜内干燥包的更换,目镜、物镜的保养等内容都记载得一清二楚。

    保养记录上的字迹多有不同,颜色深浅不同,看得出是好几个人在不同时间段所写,不是为了应付检查一次性补上来的。

    宇文温对此很满意,和陪同巡视的太史令刘晖交谈起来。

    观星镜作为光学仪器,最重要的部件就是那硕大的物镜,按照现在的制作工艺,要制作如此一块大型玻璃透镜,良品率很低,大概是一成左右。

    也就是每十片成品,只有一片是合格的。

    制作大型玻璃透镜的难度很大,所以成本很高,加上良品率低,自然就使得用于观星镜的玻璃透镜价格昂贵,其造价占到了整具观星镜造价的六成,不由得宇文温不关心。

    正如后世的天文台那样,观星院给观星镜配备的观星台,顶部是可活动的半圆形结构,半圆形的顶棚可以全方向旋转,其上开有长缝(可开合),以方便观星镜透过开缝观察星空。

    而这五个观星台,每晚都忙碌不已,太史司的吏员和天文学者们彻夜不眠,用观星镜观测星空,这十来年间,积累了大量的观测结果,为进一步校准历法和时间提供了充实的理论数据。

    宇文温很关心历法和时间准不准,首先对于一个王朝来说,历法和王朝的正统性息息相关,而且农业生产也需要准确的历法来指导,不可谓不重要。

    其次,天文学水平的高低,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时间是否准确,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大的意义,因为许多人都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但准确的时间计量,对于朝廷来说也是彰显天朝上国威严的华丽羽毛之一。

    然后,天文学是基础科学发展的引擎之一,对于这个时代而言,天文学最重要的价值,就是航海导航和定位。

    纬度的观察,可以通过测量日影来获得结果,而经度的观察,就只能靠各地的时间差来获得,正在蓬勃发展的海贸,各船队对于在茫茫大海上的精确定位有着巨大需求,而航海图乃至地形图的精确绘制,同样需要精确的经纬度。

    这就需要更准确的测绘工具(纬度)和时间(经度)。

    譬如周国的疆域图,要用新式的比例绘图法绘制出来,这就需要在全国各地进行测绘,定经纬度,然后制作成网格图,再把山川河流城镇全都画上去。

    这项工作大概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,而这一切的基础,包括准确的时间,需要太师司在各地的观星台进行“授时”。

    任务很艰巨,所以宇文温很重视,但他关心观星院的另一个原因,就是科学发展和政治需求的矛盾开始凸显。

    皇权天授,皇帝乃天之子,汉时又有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”之说,所以,天象异变往往和皇帝联系在一起。

    最明显的例子是日食,一旦发生日食,往轻了说是朝廷的某个政策不好,导致天象有变,往重了说,是朝中出了奸佞,以至于出现日食。

    这种时候,宰执要上表谢罪,等候皇帝处置,然后皇帝派人祭天,祈求上天息怒。

    更有甚者,皇帝得下罪己诏,改弦易张,顺应天意。

    所以,在后世看来不过是正常天文现象的日食,在古代可以引发政治风波,日食出现,不是皇帝德行有亏,就是奸人当道作祟。

    日食是这样,月食乃至彗星、流星雨亦是如此,任何一个天象“异变”,都会被人解释为是“天”对儿子(天子)的警示,千百年来已成定例。

    发生日食,说明帝王“失德”;发生月食,说明国家刑律混乱。

    为应对这些所谓的天变,皇帝必须采取措施,纠正自己的过失,即“日食修德,月食修刑”,否则就会遭到上天的惩罚。

    这就是时代的特点,天象和政治纠结在一起,神神道道的。

    现在,一旦发生日食,肯定会有人上表陈情,说粮价过低导致谷贱伤农,长此以往国将不国,故而上天示警,“还请陛下为江山社稷计”云云。

    更有甚者,会演变为对皇后和太子的攻击:太阳(天子)被蚕食,不就是因为有天狗(尉迟氏余孽)作祟么?

    这不是不可能,但真要发生了,宇文温不可能当面怼回去,说“这是天文现象,狗屁的天狗食日”,只能想办法化解,找替罪羊。

    为了糊弄过去,最多厚着脸皮派人祭天,免掉几个宰执凑数,然后依旧我行我素。

    但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总是不好,百姓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煽动,而宇文温若让天文学正常发展,到后面就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:

    原来天圆地方是假的,原来大地是围着太阳转,那么太阳东升西落其实是假的,天上星辰都是一个个遥远的星星组成的,所谓二十八星宿都是人们附会出来的,那么....

    夜观星象、掐指一算便算得祸福凶吉恐怕也只是假的...

    真的有昊天上帝么?天若只是虚无,那么哪来的天之子。

    皇帝,真的有天命在身么?

    天文学发展到后面,必然动摇皇权天授的理论基础。

    正是因为有如此后果,所以随着明清两代皇权集中,中原的天文学陷入低谷,朝廷不允许民间学者擅自学习天文,而钦天监等官方机构,其吏员渐渐都是世袭。

    天文学知识,成了父子传授的家学,再没有新鲜血液注入,不要说发展,原有的知识也在一代代的父子相传中渐渐损失。

    皇帝不希望天文学成为公学,不希望各种天象被人用来攻击朝政,索性采取愚民政策,这样做的后果,就是天文学的发展严重滞后。

    所以,宋元时期,中原的天文学依旧位于世界前列,到了明代,朝廷就得靠色目天文学家来参与历法的修订。到了后来,甚至连历法的修订都只能靠外来的西阳传教士进行技术指导。

    科技发展止步不前,甚至还大退步,这是一个文明的悲哀,却是政治现实的需求。

    天文学一旦发展到某个阶段,就会动摇“皇权天授”的理论基础,那么在这个时代,会有什么出路呢?

    现在需要宇文温来做选择,他的选择就是加强天象观测,争取能够做到准确预测日食、月食(最好精确到某日某时),避免异常天象发生时猝不及防。

    然后任命天文学者中最会做官的刘晖为太史令,管理观星院,随时根据预测结果,编出一套说辞,将突发的天象往好处圆。

    会做官,潜台词就是会迎逢上意,刘晖的天文历法造诣不是最好的,至少也属一流,却没有科研学者那种认死理的毛病,为人很圆滑,会变通。

    所以,一旦观星院预测到日食、月食即将发生,可以让刘晖配合着打好铺垫,然后把上天的怪罪,引到国外去。

    譬如高句丽狼子野心试图偷袭辽东,又或者南洋即将有海怪“蜃”现世作乱,所以上天才会以天象预警,反正不是因为皇帝乱搞导致天地一片昏暗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依旧鼓励学者从事天文学学习,但想深入研究,就得在国子监或者黄州州学等超一流州学报“天文”或“数学”专业。

    大型观星镜,只能是官方机构才能有。

    朝廷会采取各种手段,避免天文学学术讨论公开化,将天文学的发展成果限定在体制内,天象观测结果可以记载,可以在体制内交流,不可以公开发行。

    普通学子不会了解天文学的最新发现,而对于普通官员和百姓来说,只需要知道太史司制定的历法和“授时”很准即可。

    这就是宇文温想出来的办法,让天文学能够继续发展的同时,尽可能不造成政治上的麻烦,至于多年后,两者之间的矛盾再也挡不住时,该如何解决呢?.

    宇文温觉得,按着如今的态势发展下去,也许到了百年后,随着社会生产力、科技、经济的发展,连君主立宪制都可能出现了,所以....

    那是子孙后代的事,不关我事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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